炒币失败、错过风口、这个程序员最后收集起古董电脑……

我也希望也能够帮助他们的老师，让我的网站成为他们可以使用的教材。哪怕是基层教师自身的英文水平可能让他们没法熟练地使用互联网档案馆，但使用我的网站就能为孩子们组织生动的课程了。

Q:在这些“馆藏”中，有没有你特别喜欢或者有意义的？请介绍一两件吧。

A: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馆藏是文曲星NC1020的模拟器，因为它让国内玩家中出现了和欧洲“卧室程序员”呼应的一个群体。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03、04年我高中那会儿，许多同学课桌上的书垒得高高的，但“书山题海”之后都藏着一部文曲星，许多人用它学会了编程，甚至开发了自己的游戏。

网页里的文曲星NC1020模拟截图

另外一个部分是“实验室”栏目里TomPDA交易历史的存档。我们今天的中国互联网行业最骄傲的部分是电商和移动设备，都能在它上面找到雏形。

在淘宝网还没流行的时候，掌上电脑爱好者们已经开始试着为论坛交易建立信用记录系统，并尝试利用网站平台做中介交易了。而交易的内容，则是掌上电脑(PDA)，它们是现代智能手机的雏形，智能手机之所以被作为“移动电话”是因为它需要移动通信网络的入网许可，在政府层面是作为通信设备而非电脑来管理的。

但与“功能机”相比，智能手机与掌上电脑的共同点更多掌上电脑可以上网页吗?，我们可以想一下自己使用手机的时候，用app的时间几乎一定多于打电话的时间，而运行各种app正是起源于掌上电脑的功能。

TomPDA网页截图，现在这个网站还可以访问，成为研究中国移动互联网历史的“活化石”

Q: 你的媒介考古研究很有意思。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看过的一条微博，说当代的设备和电脑语言更新太快了，我们在电脑上储存信息的耐久能力其实还不及几千年前龟壳上的甲骨文，你对这种“旧媒体”怎么看？

A: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确实用40年的时间走过别人百余年的路，但“狼吞虎咽”确实没有“细嚼慢咽”消化得好，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承认。如果我在2009年没有去加拿大，按照我当时买过十几部掌上电脑还参与过软件汉化、做过ROM的经历，我或许也会投身于移动互联网。那样我不一定会成为“风口飞猪”登上人生巅峰，但一定不会去对这些古董感兴趣。

我的一些“旧媒体”，中间是V8录像带

当我到了国外之后，我与既火热也浮躁的移动互联网浪潮隔绝开来，但却得以看到那种传承。我举个电脑之外的例子，在西方，家庭录像是从16mm胶片、8mm胶片、8mm录像带(V8，Hi8)、数字录像带(DV)、网络视频(YouTube)一步步走来的，这种媒介的转化时间跨度有七八十年，所以很多人会在年少时从父辈那里学到推拉摇移的镜头语言和一些剪辑技巧。

而大多数中国人跳过了前面的漫长发展过程，直接接触到了手机直播。所以你会发现虽然有一些职业、半职业主播们会制作高质量的内容，但大量的直播内容是缺少镜头语言的。而且，中国稍年长一些的用户的操作和制作水平远逊于国外同龄人，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直播内容和创作者年龄层次的单一。

1998年拍摄的一段录像带中我的“吃播”

我的家人在90年代曾经出过国，因此我有机会在童年时就接触到一些国内不太常见的媒体形式，比如View-Master立体胶片，以及Video 8摄像机。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第一段家庭录像是97年拍的，而我的第一张数码照片不是用数码相机，而是2003年用那台V8摄像机配合电视卡拍下的。

当我到了加拿大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些童年记忆原来不是单点的，而是一个更庞大，持续时间更长的媒体历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现代媒体的内容创作一直是专业人士的专利，属于唱片公司、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直到近些年，中国的普通人才能够参与到这种创作中。

以销售复古电脑及配件为特色的温哥华The Hackery电脑店内景

关于信息耐久度，给我最深印象的是石刻。在我的家乡济南的博物馆里有很多汉代的画像石，上面的图案历经两千余年仍然清晰生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代媒体”比如电影、录音、录像、软件与“古典媒体”比如石刻、雕塑和刺绣、剪纸、版画等手工艺品相比，在复制和传播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古典媒体”的创作在中国民间始终存在，而依赖科技手段的“现代媒体”对于中国大众来说还是太新了，以至于有些批评家可能还没转过弯来。

2017年，我的电脑“全家福”

我觉得我们用现代媒体就是因为它易复制易传播的特性，而不是跟古典媒体比耐久。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最早的电子资料是89年还是90年我背古诗的录音，是盒式录音带，我在2002年左右把它用电脑翻录成数字格式。当年的录音带或许还能放，而我翻录的数字录音只要我还能访问到它，就可以通过不断地在新的介质上复制来保存。

Q:除了把这些系统和界面移植到线上，你平时还会收藏一些实物吗？通常是去跳蚤市场还是咸鱼之类的二手交易平台？

A:会的，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会通过eBay、Kijiji、脸书群组、线下跳蚤市场和本地的线下店来买入一些老电脑，像古董电脑节(Vintage Computer Festival)这样的节日也会有二手交易的展区，国内就只能淘宝闲鱼了。

我在温哥华的客厅是一个“复古电脑实验室”

Q:以后会不会考虑把博物馆实体化？

A: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菂的极致时空创业博物馆得到了王为民、张淼等收藏家的支持，展示了许多老电脑。我也有参与其中，提供了一些包括FPGA模拟器在内的交互展品，我希望有机会能把我加拿大的一部分收藏带回来展示，我们有许多互补的地方，比如说两位收藏家的藏品比较全，种类很丰富；而我的藏品则通常保持着较好的运行状态并且配置有许多软件，适合做活态展示。

极致时空创业博物馆里，收藏家张淼提供展出的iMac

我觉得现阶段国内的复古电脑场景还比较小，有人牵头大家合力做一个比较优质的场馆可能要比自立山头来的更好。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也计划在杭州萧山区筹建计算机博物馆，我期待这个官方背景的博物馆能展示一些个人发烧友难以运作的大型主机等展品。

如果我个人牵头成立一个实体的话，可能我更希望成立一个“研究所”式的机构，侧重于研究而非展示。

极致时空创业博物馆里，收藏家王为民提供展出的中华学习机等教育电脑

Q:互联网出现伊始时，我们设想它是一个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但今天它完全背离了“去中心化”的初衷：不仅没有提供一个更美好和联系更紧密的世界，而且产生了大量的不公平和分裂，你怎么看待互联网的未来？

A:我们不应该把互联网理想化，因为它本来就是个由美国国防部发起，并成功“军转民”的项目，没必要把它想的那么的伟光正。

互联网并不是广域计算机网络的唯一选择，由电话线拨号modem组织的BBS网络FidoNet曾经是互联网之外的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计算机网络，在中国也有类似的BBS网络被称作CFido。新闻组网络Usenet也曾长期并不以互联网为基础运行。为社区提供服务的Free-Net，比如说温哥华的温哥华社区网络(Vancouver Community Network)，许多时候被视作公益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但它的架构在没有互联网接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为覆盖相当多人口的社区提供网络服务。

使用Telnet或Modem拨号掌上电脑可以上网页吗?，仍然可以连接温哥华社区网络

美国有私营的CompuServe和Compunet,法国有公营的Minitel，它们都是曾经广泛被使用的计算机网络服务。既然它们可以被互联网取代，那么如果有一天互联网已经真的成了一滩烂泥，自然有其他的服务取而代之。

我们想一下有线电视台就会发现，在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有线台都曾经很强势，观众和内容制作方两头赚钱，也占有政策上的扶持，但最终还是输给各种在线视频流媒体服务，沦落为“广电宽带”式的基础设施提供商，不仅是国内如此，加拿大的Shaw Cable这样的大型有线电视公司境况也是如此。

法国的Minitel终端机

一个简单粗暴的形式就是换一种技术平台，我记得07、08年有线电视改数字电视的时候有线电视费大幅涨价，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发烧友就自学成才成了“装锅游击队”，自架卫星电视天线，很多早期在线视频网站的直播节目都是这样直接从卫星接收然后转发的。

现在的爱好者也有他们的智慧，比如说Suji Yan团队开发的Maskbook，利用加密技术让公开发表在Facebook或者微博上的信息变成乱码而不被平台提供者辨识或监控，而只有同样拥有密钥的朋友才能解读，这也是一个对抗巨头的手段，让平台提供者变成“电缆和光纤”而不再对内容有控制力。

“祥龙烧星论坛”是曾火爆一时的卫星电视爱好者论坛，充满了各种爱好者们才懂的“黑话”

Q：如果有一天不做程序员了，你会选择去做什么？

A：我已经不做程序员了，现在尝试在文创和策展领域打开局面，国内文理分科泾渭分明，搞工程的有人文关怀的不多，搞人文的有工程经验的不多，现在应该是磨练我人文那一面的时候了。

Q：2020年到了，离千禧年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请从见证者的角度，描述一下这20年你看到的变化吧。

A：对于很多人来说这20年来或许是“爆炸式”的技术变革，但对我来说却觉得很平缓。在2000年前后，人们往往会用“下个世纪”代表未来，而当时我的一位朋友的MSN Space中我的友情链接的注释就是“代表着下个世纪”，虽然我不爱潮牌也没什么当季时装，但我自认为自己还算是“摩登”的。

2015年，我的第一台无线路由器

当我2005年在家里装上第一部Wi-Fi路由器的时候，我已经一只脚踏进无线互联网的时代了，我记得我当时就尝试用微软研究院的Microsoft Portrait进行过视频通话。2006年我有有了一台与后来的iPad颇有些相似的“智能显示器”，当时还为太平洋电脑网写过评测文章。所以许多互联网设备的原型我大概提前四五年都见过了，后来我看到的，更多是“商业化”和“打磨产品”这两个主题，至少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是这样。

2016年我为太平洋电脑写的一篇“智能显示器”的评测文，与后来以iPad为代表的平板电脑颇为相似

即使有些朋友觉得我像个“先知”，但我很清楚我并没有什么样的神通，09年起我离开中国10年，完美的错过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Mt.Gox和FxBTC陆续翻船让我在虚拟币市场“千金散尽还不来”，从坚决不碰虚拟币。落基山脉和温哥华岛的美丽景观让我信了基督，坚信上帝的恩典够用，不对暴富的神话报以期待。

2014年8月13日Mt.Gox的破产信，早期比特币持有者的“伤心往事”

在“大科技”方面，人们的态度比90年代悲观。90年代你会常常看到科技刊物对实用人型机器人、太空城市、商用空天飞机、个人飞行器的推测，这些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预期都会在21世纪头20年出现，但这些不仅没有出现，甚至我们都不能预期2040年会出现了，协和客机、航天飞机相继停飞，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飞行奇迹被人们自己放弃了。

前面问题里有提到，互联网是嬉皮士精神的“乌托邦”，但这个情况在我看来大多数情形下只能针对西方世界，《全球概览》里号召个体的力量去的制衡的“遥不可及的权力系统”在中国似乎远不那么狰狞，而是创造了“新四大发明”的便利和物质财富，带来实在的生活质量提升。

《计算机解放》（Computer Lib）/《梦想机器》（Dream Machines）的封面

对于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来说，围绕着技术进步的冲突更多出现在新旧技术的既得利益者间，比如报社系统和新闻网站、出版系统和在线小说、广电系统和网络视频，旧技术的从业者在与政府机构绑定，享受较多政策红利的同时也被政策强力约束，缺乏市场竞争上的灵活性，这从1998年的“IP电话第一案”就可以看出端倪，之后20年间关于新闻网站、IP电视的斗争都是类似的逻辑。

这本名为《会说话的代码》的书，小标题为“作为美学及政治表达的编程”

而斗争的结果是新旧技术共存，普通人享受到更便宜而廉价的服务。虽然对于新技术的支持者来说未必完美，但对于终端用户来说通常并不差，它带来的好处远比“平台资本主义”对终端用户的压榨带来的痛苦更为显著，更让用户能体会得到。

即使城市中产阶级认为“政府、大型企业、教育体系和教堂，造成的问题基本把它们的益处抵消掉了”，但当我们看一下下沉市场，看一下就在前几年兴起的恢复“乡绅”和宗族体系的农村治理思潮，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属于工业时代的权力系统似乎还是太弱，而不是太强了，相比去维多利亚时代，我更害怕回到“跪着开汽车”的清朝去。

2005年，济南掌上电脑爱好者聚会时各种移动设备的合影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机会多了解一下各种“场景”(scene)吧，我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我所属的场景。比如2000年代头10年的掌上电脑爱好者场景，几乎就是后来无线互联网时代的预演；而由Flash制作者构成的“闪客”场景也与移动游戏行业、网络视频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当下来说，“复古电脑”话题正在参与构建“科技文化”的场景，这个场景未来能结出什么果子我还不太清楚。但场景里的人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会说实话。

2019年，北京模拟合成器社群“交流方式”聚会中展示的合成器

你不大可能指望飞信或手机报的开发者在2010年前后的行业会议上展示微信或今日头条那样的产品。即使技术相似，但他们绑定的是运营商的利益，而微信和今日头条则是不受运营商控制也不直接向运营商贡献利润的。所以去听行业会议，往往听到的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观点。但到了场景里，你会遇到很多不被职业生涯和工作业绩绑定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这个行业的实话。

周蓬岸，程序员，从 486 电脑和步步高学习机走上电脑不归路，古董电脑发烧友，中国移动数码社区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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